09 戒藥的政治

從多方面看,戒掉精神科藥物是一件很政治性的議題。各種經濟和教育背景的人都成功減少或戒掉他們的藥物處方。但經濟特權有時可以決定誰能獲得信息和教育、誰能承擔替代治療的費用、誰可以靈活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。沒有資源的人往往最容易受到精神上的侵害,以及藥物的傷害。健康是每個人的基本人權──我們要全盤推翻毫無作為的精神健康體系,我們要的是一個所有人,不管收入多少,都能享用的真正有效和關懷人道的替代治療。現在唯一的、最先想到的治療思路是把風險、昂貴的藥物推給病人──這個做法要終止,應該優先提供安全的臨時住所和不會造成傷害的治療。加州的蘇提雅之家(Soteria House和芬蘭的開放對話(Open Dialogue)等很多研究顯示非藥物和低度藥物治療可以很有效,並且比現有的體系成本較低。再者,如果我們有一個忠於藥物風險、效能和替代方案的醫療和藥物管制機構,大部分精神科藥物根本就不會獲准推出市面。
把癲狂經驗視為「殘疾」(‘dis-ability’)是帶有偏見的標籤,如果把我們這些經歷過極端情緒的人視作擁有「不同能力」,對我們有很有幫助。一些敏感的、有創意的、情緒受過傷害和不尋常的人貢獻社會的方法有別於以競爭、物質和個人主義的衡量標準,我們社會也必須容納這些人的需求。要真正幫助那些被標籤為精神病的人,我們需要重新審視甚麼叫「正常」,就正如我們要重新思考甚麼是「聽不見」、「看不見」和「行動受限」。我們需要挑戰「甚麼都要做得到」的想法,並質問「適應的智慧」,這個讓我們去適應一個壓迫、不健康的瘋狂社會的智慧。適合不同能力人士的社會模範應是接納每個人的不同,再不將貧窮成為醫療問題。我們的需求和社會公義和生態可持續性這些更廣的需要緊扣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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